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看年轻干部的成长路径 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群众福祉的百年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年轻干部成长，要走好为民之路。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共产党人的不变初心。”这就为新时代年轻干部的成长提供了根本路径遵循：走群众路线，做人民的勤务员。这方面，青年习近平的成长历程可以给予现实的启示。 一、成长于人民，与人民血肉相连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牵动数千万个家庭和个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序幕。此时年仅15岁的习近平就这样来到了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插队落户。作为“黑帮子弟”，当时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但陕北的老乡不仅不歧视他，相反还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教他如何劳动，帮助他适应农村的生活。七年间，他在黄土地上与老乡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由柔弱懵懂的少年成长为每日挣10工分的壮劳力，又由壮劳力成长为带领梁家河村民改善生存条件的村支书。习近平在插队期间逐渐意识到：是陕北的老百姓养育和培养了自己。他曾在自述文章《我的上山下乡经历》中说，梁家河插队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实践始于梁家河经历，扎根于中国最广阔的土地上，扎根于最广阔的人民群众的基础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告诉我们：好干部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与人民群众一起的社会实践中，受人民哺育、培养而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 二、始终心系人民，做人民的勤务员 习近平到梁家河后，一方面，通过与老乡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朝夕相处，他逐渐将自己融入到了农民之中，将自己看做是黄土地的儿子，建立了起对基层群众、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他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当时农村的落后与农民生活的艰苦，产生了对群众利益深沉的忧患意识，因此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个理想一经确定，就成了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正如亲历者陶海栗所言：“对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什么被灌输的教导，而是早在陕北七年里，在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扎着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牵手共度时艰中，就油然而生、铸入血液中的信念。”在当梁家河党支书期间，为了改变梁家河的落后面貌，他经过调查研究，带领乡亲们苦干实干，为梁家河建立了第一个淤地坝，打出了第一口吃水井、建立了第一个铁业社、缝衣社和磨房。为解决村民们打柴烧柴困难，习近平敢想敢干，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远赴四川学习，回到梁家河后亲手试验建成了陕西省的第一个沼气池。与为老百姓办的事实相比，更难能可贵的是，习近平虚怀若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很少讲自己，提到群众的“功劳”则滔滔不绝。可以说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梁家河时期已经开始实践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告诉我们：人民需要好干部，并选择那些在社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丰富经验、具有动员和组织人民的才能的人担任领导职务。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领导干部无论有多大贡献，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三、待人不分贵贱，与人民是同志式关系 在梁家河艰苦的知青岁月里，许多同来的知青陆陆续续通过招工、参军、上学等途径早早离开了，唯独习近平留了下来。不仅留了下来，还当上了村支书，为改变梁家河落后的面貌切切实实做了一些事情。在这里磨练几年后，习近平在生活上、思想上、感情上已经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与梁家河的老百姓已经有了共同的立场、共同的心理、共同的语言。据同在一起插队的知青回忆，习近平经常称自己是农民，把自己看成是陕北农民的中一员，他从内心觉得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习近平将梁家河的村民当亲人、当朋友，村民也将他当做自家人，亲切地称呼已成为党的总书记的他为“近平”。他们说：“再糙的饭近平也吃得香，再穷的人近平也看得起”“近平给我治腿病”“近平帮我找猪”“近平帮老汉拉车”。可以说，正是从梁家河插队开始，习近平将自己的一切同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根本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谦逊品格与亲民作风。从延川县的知青到如今的总书记，习近平交友始终不分贫富贵贱，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他与人交流谈话时，不摆官架子，即使最穷的人，他都全神贯注地听，给人以温暖。《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并不是高居人民之上，也不是站在人民之外，而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中，因而能够真正做到尊重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领导干部与人民是平等的同志式关系。这种平等的同志式关系越是深厚，人民就越愿意讲真话，干部就越了解实际，就能够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越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四、受人民衷心爱戴、热烈拥护 他成长于人民，乐意并且善于为人民做好事，还能做到谦逊友善、平等待人，这样—个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有情有义，并不断历练品行的领导人最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在梁家河七年，从不会做饭、不会干农活，到乡亲们眼里能吃苦、爱读书的好后生；从最初迷茫、彷徨的不喑世事的少年，到成长成一个有坚定的人生理想的青年；从初来插队时的孤独，不注意团结人，到变成了乡亲们乐意与他聊天，有事与他商量。在群众中，习近平渐渐有了威信，大家都一致推选他担任大队支书，经过组织考察，1973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习近平带领全村老百姓艰苦奋斗，使梁家河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一切，乡亲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上，后来当习近平被推荐上大学时，全村男女老少为他送行。离开梁家河后，习近平身居高位不忘本，一直关注、关心梁家河的父老乡亲，而且亲力亲为，通过种种方式帮助他们，这也是乡亲们对习近平交口称赞的原因所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告诉我们：人民群众衷心拥护那些以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能和模范的行动为人民谋幸福的好干部。领导干部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总之，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习近平在陕北七年的成长史里蕴含着他日后能够成为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全国人民衷心拥戴的领袖的密码：他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好榜样，在“为老百姓办实事”中逐渐成长为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党的领袖。年轻干部应向青年习近平学习，在走群众路线的过程中自觉锻炼自己，成长为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好干部。

贵州财经大学留学生教育办学定位刍议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近年来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发展的理念与风向标。 概括地讲，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一个国家的大学本着开放发展、共同提升的原则，进行跨国界、跨文化、跨民族的教育交流、学术合作及人才援助等活动，从而达到促进国际理解，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意识的国际公民，提升自身教育影响力与国际学术地位，促进全球高等教育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目的。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体现形式主要有教育输出、学术交流与多元合作等。其中既包括课程体系、内容及授课语言与国际接轨，又包括学术研究的双边或多边合作与交流，既体现在外籍教师与具有海外求学经历的本土教师的结构比例上，也体现在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等教育合作模式上。高等教育国际化最为显著的标志体现在以吸引海外留学生为主的教育输出水平上，包括国际学生输入的规模、质量及影响力等方面。本文拟从贵州省的政策和资源优势以及我校的专业特色等方面探析我校留学生教育的特色、需求及定位，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利用“教育周”平台，着力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交流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视察期间，要求我省全方位扩大开放、加强同东盟的交流合作。2017年11月，省委书记孙志刚陪同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越南、老挝期间，总书记多次指示，要求贵州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合作。如今，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贵州与东盟各国在各个方面的合作都已进入快车道，为更加主动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贵州自2008年至今，每年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国际教育交流周”活动。2010年的东盟教育周上确立了“双十万计划”，即2020 年东盟来华留学生和中国到东盟留学的学生都到达 10 万人次以上的目标。自2013年起，贵州省政府每年提供500万元作为来黔留学生奖学金，在第六届东盟周开幕式上，时任省委书记陈敏尔亲自为东盟留学生颁发“贵州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暨东盟留学生专项奖学金”。该奖学金设立的目的在于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来贵州高校学习交流，扩大贵州省留学生规模，提高外国留学生教育质量，增进外国留学生对贵州的了解和友谊，提升贵州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扩大贵州的国际影响。2016 年，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第九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上提出：“将打造中国——东盟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升级版，到 2025 年双方学生流动将实现30 万人次的规模”。 “教育周”活动对于推动贵州与东盟的教育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自2018年以来，贵州高校以交流周为契机，开展了空前的国际交流，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公派出国留学和任教人数成倍增长，国外专家、学者和师生访问团队来黔交流不断增加，富有成效的国际交流项目与日俱增。 在“教育周”的推动下，贵州高校不断开拓新的合作渠道，助推贵州经济、文化等大发展。在此背景下，我校近些年对外交流积极性、主动性不断增强，校园国际化氛围愈加浓厚，高校师生的国际视野、国际思维显著提升。今后，我校应根据东盟国家的具体国情与留学市场需求，遵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所提到的“重点资助发展中国家学生”这一方针，尽快制订出一套扩大东盟留学生规模的对策，力争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 二、借助旅游资源优势，着力提高留学生语言习得 汉语国际传播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汉语，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传播中华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语言的习得不仅限于课堂乃至校园，采取“语言实践”、“社会考察”、“文化旅游”等形式可以让学生更接地气地使用汉语，接触中国文化。 “旅游”是留学生在华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其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第二课堂”和“窗口”。旅游能够激发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提高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省是公认的旅游资源大省，笔者建议学校可以借助这一资源优势，积极开展旅游活动促进留学生语言习得。在培养计划上增加留学生旅游活动的项目，为留学生开设旅游专题课程，通过学习重点景区的讲解词，了解景点的风土人情、历史人文，增加对国情、省情的认识和了解。另外，学校还可通过与旅游企业的合作，邀请留学生代表免费体验旅游服务，扩大旅游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实现互利共赢。 三、突出财经院校特色，着力培养商务汉语人才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世界各国都看到了无限商机，这成为“汉语热”最重要的催化剂。在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的推动下，“汉语热”在全球持续升温，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人数急剧增加。与之相伴，世界各国对商务汉语教师的需求日益增强，国内外几乎每个汉语教学机构都开设了商务汉语课程，商务汉语教学成为最热门的汉语教学领域，商务汉语考试（英文简称为“BCT”）成为多个国家跨国企业选人和用人的标准。 在我国，商务汉语市场的潜力巨大，商务汉语教师的需求量巨大。然而，与此需求极不协调的是，国内目前还没有专门培养商务汉语教师的高校。全国300多所设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高校尚无一所以培养商务汉语教师为目标。社会上的汉语培训机构也普遍缺乏此类人才，对商务汉语教师需求强烈，供应短缺。 现实情况为财经类高校的留学生教育提供了大好机遇。笔者认为，我校留学生教育应彰显出鲜明的财经特色，向培养国际商务汉语人才目标迈进。 来华留学事业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和对外形象的窗口，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桥梁，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战略资源。来华留学事业既是软实力输出的切入点，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高校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数量直接反映其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如今，来华留学工作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深化人文交流、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新的时代使命。 需要客观看待的是，我校的留学生教育由于起步较晚，目前数量还较少，层次也不高。笔者认为，充分利用好政策契机和我校的品牌优势，扩大招生规模，提升办学层次是我校国际化办学的当务之急。 （本文系贵州财经大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科研项目《贵州财经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定位研究》（项目编号：2018JGZZC11）的前期成果。作者系文法学院副教授）

找准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持续抓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定海神针，广大农民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东部沿海及中部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优势、良好的资源禀赋、较好的产业基础等有利因素，率先推动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而广大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区位环境、基础薄弱、起步较晚等综合因素，总体依然呈现出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形态。较东中部而言，西部地区的农业占比更大、农村发展缓慢、农村人口多且贫困人口聚集，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要跟上全国发展大局，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发赶超，乡村振兴是必由之路，找准突破口是关键所在和路径所系。 贵州高原发出新时代西部乡村振兴最强音 地处西南腹地的贵州省，是西南乃至西部贫困地区的集中代表和典型省份，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将乡村振兴视为重中之重，成功探索走出了一条西部贫困地区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子，总结提炼出了新时代独具贵州特色、西部特征的改革发展经验。其中,“四在农家·美丽乡村”——余庆模式最具典型和代表性。余庆县是黔北重镇遵义市下辖的典型传统农业县，2001年，余庆县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中，顺应农民求富、求学、求乐、求美的需求，率先在全县开展了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活动，有效改善了当地农村的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推动实现了农民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参与创建的热情不断高涨。2004年，余庆模式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在五省十地区开展试点，2006年更是作为样板在全国推行。长期以来，当地党委政府以“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活动为主抓手，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破冰之旅，“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五心教育”“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等余庆经验先后走在全国前列。余庆县也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县城、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安杯”、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县、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绿色小康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50余项全国性荣誉。 “余庆模式”的创造，成功打响了发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乡村振兴战略突破关口、实施路径的第一枪，也持续推动形成了贵州大地上的乡村振兴战略多点开花、如火如荼推进的燎原之势。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贵州代表团代表委员受邀向全国推介乡村振兴的贵州经验。乘改革开放东风借势发展的六盘水，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在制度开创上敢为新、常为新，率先在全省农村推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三变”在贵州省88个县全面推开。安顺市在全国独创的“塘约经验”是又一个生动案例，在脱贫攻坚中，塘约村探索出了以党建引领、改革推动、合股联营、村民自治、共同富裕的“塘约经验”。 经过三年多改革实践，塘约村实现了实现了从贫困村到小康村的转变，从后进村到先进村的转变，从败破村到美丽村的转变，从封闭村到开放村的转变的“四个转变”。 找准西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 当前，贵州省的乡村振兴生动实践和经验，不仅是对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鲜活例证，也为西部贫困地区推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找准了突破口。 前提突破--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更是硬仗中的硬仗。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精准脱贫力度，目标是“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特别指出要“强化对深度贫困地区支持”。西部贫困地区要把摆脱贫困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尤其是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持续打好四场硬仗，持续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坚决如期打好打赢全面夯实乡村振兴的根本前提。 制度突破—全力推进供给侧综合改革。改革者进，创新者强，改革创新者胜。西部贫困地区要大力推进以农村“三变”为统揽的各项改革，强化乡村振兴制度保障，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全面深化农村“三变”改革，不断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强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农业农村其他改革，科学构建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产业突破—因势利导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提升农业发展质量，不断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是重要驱动。产业基础薄弱，总体发展水平低是西部贫困地的严峻现实。要密切关注时刻紧跟市场导向，适时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坚定不移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坚持科技兴农质量兴农，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实现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农民富裕。 环境突破——改善提质人居建设宜居富美乡村。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大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也是西部贫困地区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和生态资源禀赋。西部贫困地区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人财物智等要素投入，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挡升级见效，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科学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规划布局，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和提质整改，合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加快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